2021年4月17日至18日，由哲学系举办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等地的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澳门大学的王庆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伟教授、山东大学的李章印教授、台北大学的赖贤宗教授等学界前辈给予了本次研讨会极大的支持和指导。哲学系主任吴忠伟教授代表哲学系致了简短的欢迎辞，随后研讨会进入紧张的报告、评议与讨论环节中。
研讨会报告与讨论共分两天、共十三组举行。
4月17日的报告主要以海德格尔与儒学的沟通为主。江苏师范大学的陈群志教授阐述了基于海德格尔“世纪生活经验概念”而来的阳明心学对时间观的体证。陈教授认为，阳明心学是一种基于“内在意识”与“内在经验”体证、体悟于身心的生命学问，因此它不太致力于纯粹的“知识论辩”，而尤为重视“具体的人”在“当下”的“修身实践”，亦即着力于呈现“生命”能够“直接被给予”的“体验”。“当下”作为一种“生活哲学”的决断，正是着眼于这一构想而形成的。作者认为，一方面，“当下”成了“以心观时”的“本源性”显现，为“生活时间”本身奠定了一种“自明性”根据，一种“实际生活经验”。另一方面，“生活时间”的追问就是“内在秩序”的追问，它选择了一种“生活哲学”的言谈方式，在此“生活时间”的构型中，“当下”的自身奠基要服从于“道德裁决”，而不是服从于“知识裁决”。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旭教授比较了王阳明与海德格尔的“良知”思想。李教授认为“良知”在海德格尔前期生存论思想中是一个关键概念，但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中后期思想中几乎消失了。与海德格尔那里的情况不同，“良知”在王阳明思想成熟之后一直是他的核心话头，他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赋予了其不同层次的含义。我们虽然用中文的“良知”来翻译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Gewissen，但王阳明的“良知”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良知”其实颇为不同，前者是成圣的根据，后者则首先是本真的哲学生活的契机。总的来说，王阳明的“良知”思想比海德格尔生存论的“良知”概念要更为圆融广大，明其良知思想不乏本真自得的生存论维度，但更具有《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良知阐释中所缺乏的人伦关爱精神。在阳明的良知学中，良知不仅是“是非之心”，是能够有所“不”的自由的根据，更是原发的孝悌仁心，是一体之知。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邓文韬教授别开生面地比较了学界较少为人提及的唐君毅与海德格尔的“自超自忘”这一概念。他的报告论证了唐君毅将ecstasis翻译成“自超自忘”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提出了唐君毅的翻译基于他的精辟洞见，即：海德格尔哲学与印度佛学有若干契合之处。邓文韬教授的论述说明了唐君毅如何援引佛学的“自超”和“自忘”来翻译海德格尔的ecstasis概念，梳理了海德格尔的Ekstase概念，并评论了唐君毅的翻译，最后认为，海德格尔与印度佛学，相较于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的儒道两家更为契合。
兰州大学的张睿明教授讨论了熊十力新唯识思想中的实存主义神学转变。张教授认为，胡塞尔通过知晓-上帝的直观将康德目的论的至善实现为一种存在论的至善。但是在康德与胡塞尔之终极的、普全的客体考察中，上帝被客体化了。凭借形式显示，海德格尔放弃了终极的理解，并揭示出形而上学神学的历史性处境。通过将关涉意义作为神舍己中人所领受的真理（圣体），在人于虚静中对神之盼望与顺承地对真理之实行中，即实现出一种实存主义的神学。
辽宁师范大学的从陈鑫教授则重新阐释了什么是存在主义。陈教授认为，要在短时间内对存在主义有直观的认识和概观的把握，颇为不易。国内外有关存在主义的专著早已汗牛充栋，但是，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度，还图文并茂、言简意赅的通识作品则并不多见。他给大家推荐了意大利裔作家理查德•阿皮尼亚内西（Richard Appignanesi）撰文和阿根廷裔漫画家奥斯卡·扎拉特（Oscar Zarate）配图的图画通识丛书《存在主义》一书。
苏州大学的李红霞副教授则试图论证海德格尔与儒学互证沟通的可能性。她认为，长期以来，学界主要集中于海德格尔与道家和禅宗之间的互证沟通，近年来与佛学、易学等的互证沟通也有所增加，而海德格尔与儒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相对欠缺的研究凹地。海德格尔与儒学在语言、美学和艺术方面的难以沟通是一个根本的欠缺，这本身也意味着海德格尔与儒学在根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当下我们仍然需要接着讲在现代形势下儒学如何学习吸收海德格尔等现当代西方哲学来自我更新，而不是首先急于批判它们。
4月18日的报告则主要是海德格尔与道家和佛学等的比较讨论。澳门大学的郭世恒教授报告的是道家思想群中一个被遗忘的历史性维度，对马王堆《老子》中的历史意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国哲学强调历史，自诸子百家开始，思想家都假托自己的学说是先王或古圣人之道。然而，古代中国哲学如何理解历史性本身？自然态度的历史观，即“历史从古源流至今”的看法不是中国哲学里唯一存在过的历史观，至少在某些道家文本里，“今”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地位，这种学说可以让我们窥探一个中国哲学里被遗忘的历史性维度，或者历史意识的起源。郭教授试图证明，崇古抑今的历史观不是唯一存在过的历史观，自少在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和黄帝四经里出现过以“今”或当下为视域展开的历史性维度。这个突破口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窥探古代中国哲学里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诠释学，而不只是把诠释学作为外来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哲学。道家的历史诠释学至少提出了一种可能，就是诠释者个人与其历史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其诠释的前见和基础，也可以是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知古，也可以鉴今。
台北大学的赖贤宗教授做的报告题为《海德格尔、谢林das Nicht-Wollen（无意欲）、das Nichts（空无）及其对道家对话之隐藏根源》。赖教授认为，海德格尔的谢林诠释之中所蕴含的超存有学 (Meontologie, meontology)、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以及他在思想转折的初期对于道家与禅宗的接纳，此三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而这是海德格尔与禅宗道家的对话之隐密根源。赖教授探讨了海德格尔于1936年所写的《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 (1809)》一书，尤其是当中1941年的增补笔记关于nicht- wollen (无意欲，das Nicht- Wollen)、das Nichts (无、空无)、 das Selb (同一) 相关思想的讨论，阐释了海德格尔与谢林二者的超存有学的思想之亲缘性，并由此厘清海德格尔与京都学派的对话的隐密根源。
西南政法大学的肖朗教授则对庄子的《齐物论》进行了现象学美学的阐释。他认为，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庄子都是力图回到主客二分对象化之前的事情本身的美。在庄子那里并非一种主客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美学方面的表现就是更为本源的天地之大美，人则顺应天地之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要将物从现在单一的科学化对象化客体化思维中拯救出来，让事物保持为自身，人与物的本性在此显现，美也在其中显现出来。
武汉大学的贺念教授阐释了海德格尔的“虚无”思想，讨论了关于“无”的争议，海德格尔“不”与无的关联以及海德格尔“无”的意义。贺念教授的报告指出，从nicht到nichts,再到das Nichts的理解路径是错误的，而海德格尔的立场恰恰是相反的，“无”先于“不”，das Nichts先于nicht,其实它真正的含义就是Sein先于ist nicht. nicht作为“非、不”对于此在获取本真的自由来说，也是积极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选择之所以可能被实现，恰恰在于对其他的选择“说不”，所以自由的含义恰恰是对选择具有选择能力，并且不意味着：我有未来，我可以对现在说不（如萨特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我有本己的未来，我可以对非本真的未来说不。这种“不”的结构乃是此在先行筹划的可能性的前提。只有建立了与整体的关联，此在才能真正开启本真存在的可能，因为我不再是囿于具体的存在者，而是存在自身被开显出来。所以海德格尔称之为“无的明亮的黑夜”。
山东大学的李章印教授追问了佛教的因果思想，它是科学，迷信，还是对人生的生存论的解释？李教授认为，现代科学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先验的数学方式而把在世内事物作为脱己的客观对象来加以有效控制。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不符合科学的本质，因为不是科学。但它通常又被误解为脱己的因果关系，并由此而成为一种迷信。本来意义上的“因果报应”学说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迷信，而是对人生的一种生存论阐释。它所展示的是生存领域本身的因缘关系以及本真生存和非本真生存的善恶性质。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伟教授在其报告《海德格尔与佛教——从问题演变的角度看》中认为，西方哲学的问题演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从“有”走向了“无”，而佛教的问题演变，尤其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演变，是从“无（空）”走向了“有”。但海德格尔的“无”并非空无所有，而是“存在”的别称，佛教的“有”乃所谓“真空妙有”，也并非现实之有。所以，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哲学与佛教之间聆听到某种“共鸣”，“以禅解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两者置于问题史的演变之中，以两者之间的“共鸣”互为参照，以期摆脱形而上学之“常见”与虚无主义之“断见”之间的“布里丹的驴子”的困境，探索克服虚无主义的途径。
苏州大学的吴忠伟教授报告了《从“人道主义”到“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与中国当代思想议题的演进》，该报告因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议题的思考而受启发，特别地将中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道主义”的讨论与世纪之交的“天道”之说联系起来，以此思考海德格尔与中国当代思想议题的演进。吴教授认为，从《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所涉及“人道主义”问题入手，着眼于海德格尔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形象的变化，我们对中国当代思想论题的演进逻辑有一构拟。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的反思“人道主义”问题、捍卫“人道主义”原则，到八、九十年代对“中国天道”的体思，我们看到了一吊诡性：愈发沉沦于商品化世界与权力运作机制中，我们对“诗意般的栖居”就愈发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
澳门大学王庆节教授为此次研讨会做了学术性的总结发言。王庆节教授讲道，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中的很多方向正是现在学界所关心的问题，本次会议围绕这个主题讨论的各方面都非常深入，让他自己收获很大、很有感触。他提到有几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第一点是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最关键的核心是人的有限性。当我们的认知达不到对外界充分的认识时就会产生神秘。海德格尔认为，这其实是通过语言和逻辑去划界，让一些事物保持在神秘之中，但是恰恰忘记了界限本身，忘记了人自身是有死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所以神秘主义就像康德的物自身一样，是知识论的一个神话。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知识论、意识论、既有的世界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说，“那个东西”、“我们不能认知”的东西是神秘。第二点是海德格尔与和中国哲学的研究问题。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或者老子的关系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但最有意义的工作或将来应重视的方向不是“我们去了解海德格尔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老子”，而是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如果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那么受到老子影响的海德格尔对我们理解老子和中国哲学有什么影响。第三点涉及到前述张志伟教授谈到的问题。张志伟教授认为，海德格尔那里不仅有胡塞尔那里的解释世界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得救”的问题。王庆节教授则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伦理学问题。“本真”也并非一个伦理学概念，而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去蔽”之后的那个世界是怎样的。海德格尔认为，这样看到的世界并非是一个清楚明白的世界，而是一个有无之间的、若有若无的世界。我们只有这样理解世界，才能更进一步理解技术问题、语言问题等。海德格尔并不能给出一个救世良方，而只是试图给一个真相让人们去看。因此，从这一点看，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Abgrund（渊基）。
会议最后，苏州大学哲学系主任吴忠伟教授、系副主任李红霞老师再次对各位代表的参与和支持表达了感谢。为期两天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哲学研究的严谨性与纯粹性。在每一组的报告中，每一位报告专家都进行了30至40分钟的深入发言，评议人进行了准备充分的认真评议，随后进行热烈的提问讨论。会议在学术热烈、友谊万岁的美好氛围中圆满结束。
（哲学系李红霞供稿）